作為一部反映巴勒斯坦女性生活的電影，《豐饒之思》（Fertile Memory）無疑是在以色列佔領的背景下展開的。以色列作為外來的殖民政權，對巴勒斯坦土地的佔領和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壓迫，正是「他者化」的體現。電影中的角色 —— 尤其是兩位女性主角Romia和Sahar——都在不同程度上經歷著這種「他者化」過程。她們的故事不僅揭示了以色列佔領下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也表現了她們在權力結構中的邊緣化與異化。

 

在薩依德的框架下，殖民者對被殖民土地的佔有，往往伴隨著文化意識形態的「他者化」過程。對殖民者來說，巴勒斯坦的土地不僅是物質資源，更是權力的象徵。電影中的Romia代表著傳統的巴勒斯坦女性，她的土地被以色列佔領，這片土地是她家族歷史的延續，也是她身份認同的根基。以色列對這片土地的佔有，不僅是對物理空間的侵佔，更是對巴勒斯坦歷史、文化和身份的否定。這種否定與薩依德所描述的「他者化」過程高度契合——殖民政權通過貶低甚至抹除被殖民者的歷史和文化，強化自身的合法性，並進一步鞏固其對土地和人民的控制。

 

對Romia來說，土地的喪失象徵著她身份的崩解。她的抗爭不僅是為了法理上的土地所有權，更是為了捍衛她作為一個巴勒斯坦裔女性的身份和尊嚴。這種對土地的情感依賴，超越了物質層面的需求，成為了反抗「他者化」的象徵。對她而言，失去土地意味著失去家族記憶和民族根基，而這正是殖民者企圖通過佔領來實現的「身份抹除」。

 

除了土地，性別也是薩依德另一個討論的重要層面。他認為，東方女性在西方的文化想像中，往往被描繪為順從、被動和神秘的存在，這樣的刻板印象進一步強化了西方殖民者的優越感和統治合法性。Sahar的故事揭示了巴勒斯坦女性如何在雙壓迫下被邊緣化：一方面，她們是外部殖民政權的「他者」，另一方面，她們也是父權社會中的「他者」。

 

Sahar作為一位離異的作家，試圖在父權制約與外部佔領勢力的雙夾擊中尋找自我。她的掙扎不僅是對外來佔領者的反抗，更是對內部文化傳統的挑戰。她的寫作象徵著她在這個雙壓迫社會中的自我表達，而這種表達往往被父權體制視為對傳統價值觀的威脅。她的身份認同危機，既是對男性主導社會的抗議，也反映了她在被殖民者與女性身份之間的心理矛盾。

 

薩依德的「他者化」幫助我們理解Sahar如何在這樣的雙夾壓下被進一步邊緣化。她的離婚身份和作家身份，讓她在社會中成為一個異類，她的生活方式與傳統價值觀相悖，導致她在父權社會中被視為「不合適的女性」。這種「他者化」的過程，不僅來自外部的殖民壓迫，也來自內部社會結構，使得Sahar在追求個人夢想和社會期許之間陷入無休止的拉扯。

 

薩依德認為，殖民話語的構建往往伴隨著文化上的統治與壓迫。然而，他也強調了被殖民者的文化抵抗。Romia和Sahar的故事，實際上展示了巴勒斯坦女性如何利用她們的行動來抵抗這種殖民話語。無論是Romia的土地抗爭，還是Sahar的寫作創作，這兩位女性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挑戰殖民政權和父權體制對她們身份的定義。

 

Romia通過對土地的堅持，抵抗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文化和記憶的抹除。她的沉默和堅韌，體現了巴勒斯坦人民在面對外來壓迫時的自我維護。Sahar則通過她的創作，試圖新定義巴勒斯坦女性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她的寫作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反抗，意圖打破對巴勒斯坦女性的刻板印象，並為她們爭取更多的社會空間。

 

《豐饒之思》通過兩位巴勒斯坦女性的故事，揭示了巴勒斯坦社會中的多壓迫，並將土地、性別與身份認同的議題交織在一起。電影中大靜默的鏡頭，將巴勒斯坦的自然景觀與角色的內心世界緊密聯繫在一起，既能感受到角色內心的孤獨，也能感到他們面對壓力時的無奈與堅持。

 

無論是Romia對土地的堅持，還是Sahar對性別不平等的抗爭，兩位女性都展現了巴勒斯坦人民面對壓迫時的堅韌與不屈。這部電影提醒我們，巴勒斯坦問題不僅僅是歷史的遺留問題，它對現代社會和個人身份認同的影響依然深遠。這部電影讓我們新思考，巴勒斯坦人民在歷史巨輪的碾壓下，如何在失去家園與身份認同的過程中，如何通過文化抵抗來維護自己的身份與尊嚴。歷史並非過去的記憶，而是深刻影響著當下的社會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