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男人》A Man

單親媽媽里枝與神秘的丈夫大祐相遇，兩人的關係從陌生的顧客與店主，逐漸發展為相互依賴的伴侶，過著簡單且樸實的生活，並建立了一個看似幸福的小家庭。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奪走了大祐的性命。在葬禮上，大祐的哥哥突然現身，堅稱死者並不是自己的弟弟。這使里枝的世界瞬間崩塌，她不得不尋求律師城戶的幫助，來查明亡夫的真正身份。

電影《那個男人》以身份錯置的懸疑故事作為切入點，探討日本社會中個人身份的脆弱性及社會排斥問題。揭示當代日本社會對「身份」的執著，並反映出由此衍生的階級壓力和外來者邊緣化等現象。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現代社會透過各種制度化的機制來控制和規範個人的行為，身份便是這些機制之一。這種控制不是通過暴力或直接壓迫來實現的，而是通過一種無形的權力運作，讓個人在社會規範的影響下內化自我約束。個體的身份和行為被社會網絡所塑造，這種「規訓」讓人們自覺地遵守社會規範，並在無形中自我監控。

大祐實際上是透過借用他人身份來重新開始生活的男人。他的行為揭示了個人對於自身身份的逃避。透過假身份，他試圖擺脫過去的陰影，因父親犯罪而帶來的社會烙印。然而，這種身份轉換並未能讓他真正逃離過去。相反，這讓他陷入了另一種迷失。

在高度社會化的現代，個人的身份不再僅僅由自我決定，而是受到社會環境的深刻影響。社會對個人的期望、家庭背景以及職業等因素，往往決定了個人「是誰」。大祐通過更換身份，試圖從這些束縛中掙脫，展開新的生活，但他的努力顯示了這種逃避的徒勞。身份並不是一個隨意可拋的標籤，而是深植於社會結構之中，並非僅靠個人意志就能擺脫。

大祐的身份轉換表面上看似是個人的選擇，實際上卻蘊含著對社會規範的反抗。他逃避過去，改變身份，是對社會不斷監控和分類的抗拒行為。然而，這種選擇也顯示了個體在強大的社會壓力面前的無力感。大祐通過隱藏過去，試圖成為另一個人，但最終未能逃脫社會對他身份的監控與評價。

另外，傅柯提出權力與知識的論述，知識的生產與權力運作相互交織，通過對個人身份的認識，權力得以強化並再生產。律師城戶作為調查者，逐步揭開大祐的身份謎團。城戶的角色象徵著社會規範與權力。他通過挖掘大祐的過去，試圖揭示他的真實身份，這一過程本身便是權力運作的體現。城戶不僅是一個身份的調查者，同時也是社會規範的執行者。通過揭露大祐的身份，城戶將他重新納入社會秩序之中。

路易・阿圖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進一步解釋了大祐與城戶如何在社會結構中被動地接受其身份定位。阿圖塞指出，通過一系列的機構，如家庭、學校和媒體，社會塑造並維持個人的意識形態，使其適應並服從於既定的社會秩序。

作為一名韓裔日本人，儘管城戶在事業上取得成功，但他始終無法擺脫社會對「非純正日本人」的歧視。與大祐的處境形成了鏡像：兩人都在掙扎於身份的枷鎖中，試圖擺脫過去的束縛，但最終發現這種掙脫是徒勞的。現代社會的控制不僅僅來自外部壓力，還深深植入個人的內在，使人們自我監控、自我規範。

身份問題不僅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而是深深嵌入在日本社會結構和文化規範中的。傅柯認為，身份是權力關係的產物，並通過社會制度與文化規範進行再生產。城戶和大祐的身份危機，正是這種權力機制在現代社會中的體現。

無論是大祐還是城戶，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面臨著身份的迷失與重構。他們都是在社會的意識形態機器作用下，試圖尋找自我定位的人。大祐的身份危機源於他無法擺脫父親犯罪的陰影。儘管他試圖通過改名換姓來開始新的生活，但在意識形態機器的作用下，他依然無法擺脫社會對他過去的評價。這種身份困境並非僅僅是個人層面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結構對個體身份認同的壓迫。

城戶作為一名在日韓裔，不僅要面對社會的排斥與歧視，還必須在日常生活中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這種身份的壓抑並非源於個人選擇，而是社會對外來者的偏見與制度化歧視所致。在這樣的情況下，個體的身份認同變成了一種被動的接受，而非主動的選擇。身份問題不僅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而是深深嵌入在日本社會結構和文化規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