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饒之思》（Fertile Memory）是巴勒斯坦導演Michel Khleifi於1981年創作的紀錄片風格長片。電影以紀實風格和敘事結合的手法，通過兩位巴勒斯坦女性的故事，探討了土地、身份認同、性別壓迫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在歷史和現實中的抗爭。電影不僅展示了巴勒斯坦社會的多矛盾，也揭示了歷史如何影響個體命運，進而讓觀眾新審視巴勒斯坦問題的複雜性。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提出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作為解構殖民話語的要工具，為我們提供了更深入理解電影中的殖民壓迫和身份問題的框架。
 
電影的兩位主角——傳統寡婦Romia與現代離婚作家Sahar——代表了巴勒斯坦社會的兩種典型女性形象。Romia是一位年長的寡婦，長期為她被以色列佔領的祖地進行法律抗爭。對她來說，這片土地不僅是家族歷史的延續，更是她身份認同的象徵。她的沉默與堅持體現了巴勒斯坦人民對家園失去的無奈與不屈，也強調了土地在巴勒斯坦文化和歷史中的要性。
 
Sahar則是一位年輕的離婚作家，她生活在被佔領的巴勒斯坦社會中，面臨著外部的殖民壓迫與內部的父權制約。她的生活與創作反映了現代巴勒斯坦女性在追求個人夢想與社會期望之間的激烈掙扎。她的內在矛盾和外在抗爭不僅限於對以色列佔領的抵抗，也體現了她對巴勒斯坦社會中傳統父權結構的反抗。這揭示了巴勒斯坦女性在性別不平等和社會變革中的困境。
 
兩位女性命運，與巴勒斯坦的歷史密不可分。1947年，聯合國通過第181號決議，將巴勒斯坦土地分割，導致以色列建國並引發阿以衝突。這一事件直接導致許多巴勒斯坦家庭失去土地，成為Romia抗爭的歷史背景。她的故事象徵了巴勒斯坦人民對家園失落的集體記憶與情感，這種情感不僅限於物質上的損失，更是對家族歷史與民族身份的剝奪。
 
然而，1948年的「納克巴」（Nakba）事件對巴勒斯坦人的影響更為深遠。以色列建國後，約70萬巴勒斯坦人被迫流亡，許多家庭永遠失去了他們的土地。這一事件深刻影響了巴勒斯坦人民的集體記憶與身份認同，Romia的故事正是這一歷史悲劇的反映。她對土地的持續抗爭，不僅是為了維護個人財產，還是對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園的集體抗議，象徵著對被殖民歷史的反抗。
 
1967年的六日戰爭進一步加劇了巴以衝突，更多的巴勒斯坦土地被佔領，這場戰爭使得巴勒斯坦社會進一步陷入政治和經濟的困境。Sahar的故事發生在這一戰後背景下，她面對的是一個日漸保守的巴勒斯坦社會，女性地位受到壓制。她的掙扎既是對外部強權的反抗，也是對內部父權的挑戰，揭示了巴勒斯坦女性在戰後社會中尋求自我認同的艱難歷程。
 
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在其著作《東方主義》中提出了一個要觀點：西方通過學術、文學和藝術等領域建構了「東方」的形象，這種形象並非真實的東方社會反映，而是西方權力和文化霸權的產物。在薩依德看來，西方「他者化」（Othering）東方，將其描繪為神秘、落後、蠻和需要被拯救的對象，從而為西方的殖民統治和文化優越感提供正當性。薩依德主張，這種東方學的框架是殖民話語的一部分，它不僅塑造了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看法，也影響了被殖民者的身份認同和社會地位。
 
薩依德還強調了流亡與記憶對於被殖民者的要性。對於巴勒斯坦人而言，流亡不僅是物理上的離散，還涉及文化和身份認同的危機。Romia對土地的堅持，正是對抗這種流亡帶來的身份危機。她對土地的情感依賴，不僅是物質層面的需求，也是一種文化和歷史的象徵，是她對抗以色列殖民佔領的方式。她的故事象徵著巴勒斯坦人民對流亡與失落家園的集體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