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在一次訪問中提到，一九六一年的殺人事件令他非常震驚。他認為這件事的重點不在於殺人動機，而是整個環境，六十年代台灣的社會環境。「那件事可以反映我們那個時代的情況。它不是發生在這個人身上，也許會發生在那個人身上。」因此，他決定講述這件事件，描述一九六零年代台灣的歷史。

電影展現了六十年代台灣社會的複雜性。電影背景設置在台灣戒嚴時期，描述了台灣本土歷史和不同意識形態的爭鬥。被棄置和主權不確定的氛圍一直圍繞著台灣。台灣的身份變得更加多元和複雜，不同群體對其身份有不同的認識。電影中的中國、日本和美國代表當時不同世代和階級。

愛德華・薩伊德 （Edward Wadie Said）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提到，東方主義是由西方人構建的一種認知和話語系統。在東方主義的話語中，東方是西方文化中的「他者」，是權力網絡中的力量。這種模式是一套完整的二元對立模式，東方在東方主義的視角中總是原始的、荒謬的、神秘的和奇怪的，而西方則是理性、科學和文明的象徵。台灣、日本、中國和美國的複雜關係表明，東方主義同時內化了西方文化優越性的認知，也是一種自我「他者」的表現。電影中的「東方」一詞具有雙重含義，它指的是「想像的真相」。西方國家對東方的想像認為東方是弱小的，可以被控制的。當東方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時，他們相信「想像的真相」是真實的，認為西方比東方更好，崇拜西方。東方和西方本質上是一種支配和統治的關係。

經歷日本殖民時代後，大量的日本建築和文化遺留在台灣，如日式建築、日本歌曲和廣播。小四（張震 飾）發現一張日本女孩的照片後，把它放在一個非常珍惜的地方，並時不時拿出來看。這張照片的凝視就像對殖民記憶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殖民統治的痕跡依然存在於他們的生活中。其中，黑白色彩也強調了這段歷史逐漸褪色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殖民統治的歷史逐漸被下一代遺忘，面對當前的不安社會，只能武裝自己來不安地抗爭。

對電影中的角色來說，美國文化總是以正面形象出現，成為他們追求更好生活的象徵。導演試圖通過對美國文化的熱情追求，與當時沉悶的社會環境形成強烈對比。美國文化在當時是一種主流文化，代表著高度消費主義文化，也是台灣人逃避現實的方向。這種美國文化滲透到台灣人的生活中，例如對「貓王」的追求，即使他們不懂英文，也要模仿。又例如，小四的母親在貧困環境下仍堅持送小四的姐姐去美國學習。反映台灣人對美國文化的崇拜。美國對台灣人來說是一個夢幻國度。

同時，美國流行音樂的也反映當時某些人的身份。對於具有自我意識的年輕人來說，外來文化被用來減少壓迫和自我表達。電影中的年輕人處於上一代和台灣本土文化之間的夾縫中。他們沒有上一代的遷徙和流亡感，但由於與台灣居民的隔閡，他們無法融入。而美國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會帶給他們身份認同和個人逃避現實的感覺。在電影中，西方意識形態極大地影響了東方人的精神和物質生活。東方對東方的概念也是西方人的東方觀。這套概念是從西方學習並不自覺地接受的，所以可以說西方人對東方人的看法是由西方人創造的。

其次，聲音和燈光是電影中的重要隱喻。唱盤播放的美國搖滾音樂代表了角色對自由的嚮往。收音機代表了權力監控下的媒體，是傳播和構建國家意識的工具，代表了極權統治。這兩種類型的聲音傳播代表了當時的高壓統治和台灣人嚮往的美國文化。收音機在後期的功能異常象徵著高壓中央集權的離去，隨後出現的聲音是代表美國文化的搖滾音樂。

整部電影的場景都非常黑暗，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和焦慮。電影一開始的畫面是用一隻手點亮一盞燈，揭示了故事的序幕。還有小四偷來的手電筒，它一直是貫穿整部電影的重要元素，也是光源。他通過手電筒看到了許多東西，看到了許多不該看的東西。例如，兩個黑幫在黑暗中打鬥和互相殘殺，小四在現場，所有的光線都只有小四手中的手電筒。小四開始在中學夜校學習，這意味著他進入了黑暗的世界。手中的手電筒是唯一能看清世界的工具。小四在學校打破了燈，光源被摧毀，代表他對世界感到失望。

在電影的全景中，環境通常是主體，角色經常保持一定的距離，周圍環境是沉悶的，角色顯得微不足道，似乎要被環境吞噬，這顯示了人在環境中的脆弱。電影中很少有特寫，這意味著電影中的角色無法控制和擁有他們的生活。以這種觀影方式，角色被置於一個空間中，角色面對鏡頭或縮小。而這種空間處理對應了整個年代無法控制自己命運的瑣碎方式和狀態。

楊德昌將個人、社會和歷史三個層面融入一個故事。個人的悲劇源於不安的社會，電影中呈現的歷史通過個人的悲劇來表達。這三者的關係是不可或缺的。個人、社會和歷史之間的連接反映在不同階級的角色中。每個角色賦予非常鮮明的個性，將其置於當時的背景中來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電影從青少年的視角切入，帶出時代謀殺的悲劇氛圍。